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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峡彼岸六十年前的记忆—一个老台胞的生活记忆
IM网     日期: 2008-03-25      【字号      

    IM福建省委原副主委杨玉辉同志1946年11月从台湾到上海念书。离开台湾到大陆生活了60多年,但他对台湾生活的岁月始终历历在目,对“二.二八起义”前的亲身经历始终不能忘怀。以下是根据他的口述整理的回忆文字。

水深火热——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的痛苦生活
    日本统治时期,日本人根本不把台湾人当人看。日本人稍有不顺,就骂台湾人是“清国奴”,警察也动辄找台湾人麻烦。有一次,我跟二位同学打扑克,可能有什么人告密,警察就把我们三个人叫去派出所审问。幸好我们只是玩耍而不是赌博、更不是搞反日活动,警察找不到破绽,只好把我们放了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警察就严密监视在台湾的中国人,经常找中国人的麻烦。我的邻居是福州人,经常挨警察训斥,有一次,我看不过去帮福州人说了几句话。我的父亲得知后,吓得要命,赶紧买了礼品送警察。还有一次我跟警察吵架,父亲也是送了礼才免灾。我一个同学叫张玉清,毕业那年失踪,迄今下落不明,估计被警察秘密杀害。台湾人,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上的待遇都远低于日本人,是“二等国民”如:台湾人念的学校叫“公学校”,日本人叫小学校。台南市有一中和二中二所中学。一中大部分为日本人,二中大部分台湾人。因在台湾的日本人很少,日本人子弟基本上都能念中学,而台湾人就不同了,大都不能念中学,能念到大学的台湾人更是寥寥无几。学校的老师大部分是日本人。小学有些台湾人当老师,到中学大学都是日本人。台湾最多能做到小学副校长,正校长以上都是日本人。政府的官员不用说都是日本人。生活待遇也不一样:日本人的粮食副食品的配给都比台湾人多。到了战争后期,台湾人的生活就更苦了。城市被炸,停水、停电,不管什么都严重缺乏,几乎吃不到肉、蛋。1945年日本人施行征兵制度,不少台湾青年被逼参加日本兵、军属、军夫,伤亡的消息不断传来,台湾青年面临着当炮灰的命运。我同班同学不少人当学徒兵成了特攻队员(注:指日本空军连人驾驶飞机冲向敌方,类似于现在的“人肉炸弹”),幸亏日本战败了才免于一死。

欢天喜地——台湾光复时期的快慰
    1945年8月日本投降,抗日战争胜利,台湾回归祖国。台湾人民高兴得跳起来。为什么这么高兴,以为从此不再当亡国奴,当二等公民。家家烧香告慰祖先, 锣鼓喧天,爆竹连响,张灯结彩,热烈庆祝台湾光复,热烈欢迎国民党军队。尽管当时国民党军队拿着雨伞,穿着草鞋,装备简陋,确实不敢恭维,台湾人民却认为这样的装备能打败日本人真不简单!这与1885年日本军队侵占台湾时台湾人拿刀拼死抵抗形成鲜明的对比!光复时期台湾岛上到处在唱黄河大合唱,学汉语拼音和普通话。台南二中学生还教训起日本教员、一个个叫出来打。日本总督安藤利吉闻此情形,哀叹道:皇民化运动以失败而告终。

“乌天暗地”——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社会
    但好景不长,没有多久民间就流传“几天几地”的顺口溜:台湾光复欢天喜地,烧香祭祖谢天谢地,贪官污吏花天酒地,军警横行无天无地,百姓痛苦乌天暗地。人们说“走了狗来了猪。狗还会留下骨头给你,猪连骨头也不留下。”国民党来了以后,台湾同胞仍然是“二等国民”,政治上、社会上享受不到平等待遇。当时我的同学意见最大是失业,找不到工作。为什么找不到?国民党来后把工厂的原料、燃料运走,设备拆除,工厂有的开不了工,有的开工了反而亏本。工厂停工、耕地荒废。光复不到一年,失业多达七、八十万。再就是国民党用自己的亲戚、朋友,街上擦皮鞋的摇身一变成了科长,而借口台湾人不会讲普通话、不会写中文不用台湾人,台湾人中学毕业都找不到工作。找不到工作当然找不到老婆,不少台湾妇女嫁给外省籍有工作的,也引起了台湾年青人的不满。还有政治腐败、贪污成风,仅仅1946年就发生台北市专卖局长、贸易局长和台北县长三个大贪污案,整个台湾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中。

     光复不久,我就离开台南的家到台大医学院先修班念书。当时我家七口人,二个人工作,按理生活不是很困难。但物价一日三变,月初寄来的钱月底就缩水很多。我只好天天吃地瓜(当时一斤米的钱可买十斤地瓜,吃地瓜一天只花三两米的钱),或天天不吃菜光吃白米饭(我买了麻油和酱油浇在饭上)。有一次钱用光了只好饿了二天。台湾素称粮仓,日据时代大半输入日本。光复后国民党把大量大米、糖运到大陆,造成了“米荒”和大涨价。资料记载,光复初期大米一斤不到二角、当年十一月涨到十多元,米价涨了12倍,而工资只增了3倍。米价一涨,什么都涨,象我这样的穷学生只能吃地瓜了。

何去何从——艰难时世下的人生抉择
   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,使我对国民党完全失望,并改变了我的人生。我的舅舅叫胡鑫麟,在台大医学院附属医院任眼科医生。 1946年5月的一天,一位国民党军官的太太要看病。我舅舅说,好,请排队,排到你时就给你看。官太太坚持要先看,我舅舅坚持要排到了再看。这位官太太大发脾气走了。不料,第二天国民党就派兵把我舅舅抓走了,整整关了七天。经过时任附属医院院长杜聪明先生出面讲情才放出来。这是实实在在的发生的事,没有一点夸张。舅舅胡鑫麟对此当然有想法。后来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,被国民党抓去,在火烧岛被关十几年,对之后传唱的“绿岛小夜曲”深感抵触,因为这首歌是集中营为美化、混淆视听而要求囚犯们唱的。这事对我触动很大,觉得学医当医生连自己都保护不了、留在台湾没有希望。当了解到台湾政府要派100名公费生到大陆念书后,我做出了不再念医学院、到大陆看看的两个重大决定。考上公费生后,我于1946年11月到了上海。当时的台湾,是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,台湾民众群情激愤,整个台湾就是“火药库”,一点火星随时都可能引起大爆炸。

     我到上海暨南大学时正值冬天,从青云路新生宿舍到学校约15分钟的路程,每天都可以看到饿死、冻死在路上的尸体。有一次竟然看到一条狗在垃圾箱内啃死婴的脚!我原来只知台湾人在受难,没有想到大陆人民的苦难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很快我了解到台湾的国民党、大陆的国民党都是一路货色。

拨云见日——正确对待“二.二八”起义
    来上海没多久,“二.二八“事件发生。我一点都没有感到突然,而是觉得该来的还是来了。听说“二二八”起义的消息后,在上海的台籍同学立即集会组织了上海台湾同学会,和上海台湾同乡会等五个团体一起声援岛内台湾同胞的英勇斗争。我们出版油印刊物,在上海各大学散发张贴;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起义的真相,揭露台湾当局的罪行。中共中央也发表文告,肯定和支持台湾同胞的英勇斗争和争取民主自治的正当性。而对廖文毅(后来的台独分子代表)之流利用“二.二八”事件在上海兜售“联合国托管”主张,我们都不屑一顾。从对“二二八”起义的不同态度,我看到了谁才是真正能帮助台湾人民实现“出头天”愿望的政党。

     61年过去了。国民党已对当年错误处置“二二八”起义作出了反省并认错道歉,对事件受难者及其家属给予了赔偿。我们今天纪念“二二八”起义61周年就是要向前看,走出历史的悲情,反对台独,共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,切实增进两岸的福祉。

    (杨玉辉回忆,郑健姿整理)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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